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但该瑕疵尚不足以导致撤销案涉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后果，在此予以指正。原告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此，法院指出，被告未及时予以答复，程序上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指正。类似的案例还如安徽省友谊外事旅游有限公司与颍上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处罚上诉案。39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合高新行初字第00043号行政判决书。因此，指正一般在维持判决和驳回判决中应用。例如，在李源与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拆迁管理案[51]中，法院指出，被告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房屋拆迁补偿行政裁决书》，虽然作出裁决的时间未超过30日，但直至2014年10月10日才将该裁决书送达上诉人，存在程序上的不当，应予指正，但上述问题并不影响拆迁行政裁决结果的正确性，且以此为由撤销该行政裁决并责令重新作出已无必要，也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
但在本案中，婺城区政府在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时未给予原告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机会，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也可能会影响原告的实体权益。第六，指正不是一种裁判形式，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等不同，它只是处理相关事实与法律瑕疵的一种方法，出现在裁判理由中。而另一方面，在目前涉及变通规定的单行法中，可以变通整部法律的授权是几乎不存在的。
根据《规定》第6条，批复是指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这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8条（十一）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的表述在逻辑上颇为一致，大可与指示等同视之。因为单行法中变通规定的制定主体与单行条例的最大结构性区别在于二元性——即可如单行条例一般由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制定，亦可假手上级地方人大来制定。[75] 如认为变通权包括作出改变、作出补充和停止执行三部分，即将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割裂开来，又将变通执行简单归入作出改变项下。三是第70条第四款：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82条第二款则要求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39]广义执行包含狭义行政的逻辑呼之欲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界习惯将前述条款内容归纳为人事管理自治权（如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174-175页）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在结构上，同第117-121条列举的财政、经济、科教文卫体、组织公安部队和语言文字自治权别无二致，第116条的立法自治权同样是第115条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的规范内涵之一。因此有限的前期成果亦较为粗糙，难令人信服。如有学者指出：一是如果国家的法律、政策完全适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就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吴宗金：《新刑法的民族变通补充原则问题》，《民族论坛》1997年第3期，第21页。[17] 敖俊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37] 第二，本文论域中执行的行为属性又究竟为何？其一，在理论上，执行和行政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曾指出：所谓行政，是指为了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具体地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或者行动，[38]如果依传统逻辑把实施公共政策理解为执行，则这里的执行显然采广义概念，既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即立法），亦包括公共政策的实现（即狭义的行政）。第二，认为两者主要是变通对象的区分，如有学者认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变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其内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地位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主要是政策）一般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42]即将变通对象的属性和地位作为两个条文选择适用的标准。
（二）《宪法》变通、补充条款的规范内涵 关于现行《宪法》第115条的内在结构，有两种不同的区分视角：一是自治机关职权格局的二元化以及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1、何谓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 作为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直接对象，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规范内涵无疑颇为重要。
[73] 也有个别学者曾质疑这一判断的形式合理性，但却试图通过《宪法》相对于《刑法》的母法地位解释出实质合理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逻辑过于模糊和牵强，难以认同，此处不赘。至于为何要增加国务院的备案主体地位，有学者指出：是因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过法定程序可以变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因而要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其监督。
其二，从规范表述上而言，单行法对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表述皆以或者连接，这是一种典型的并列选择关系，[53]即从根本上窒息了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竞合的可能性。……虽然指示并未作为15个正式的公文种类之一被列举，但基于（十一）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的规定，同样可以初步确定其规范内涵。一总六分的结构实际上是该节的重点和申论。[24]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7页。而就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来说，《立法法》属于一般规定，相关单行法则构成特别规定，因此其适用应遵循《立法法》第94条第一款之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其三，在实践中，纵向府际关系、部门利益、地方党委的干预[44]等客观因素也会对变通目标的实现形成干扰，由于部门利益作怪，自治地方一旦在条例中作出变通规定，往往一报到省级就被省级相关部门否决。
也有学者基于变通规定与单行条例的相同的法律性质和在调整对象上的共同特点，认为变通规定与单行条例是同一概念或者认为变通规定是单行条例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见，《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绝非纯粹的行政权属性，而将第19条限定为纯粹行政管理范畴的观点也无疑过于狭隘。
[21] 牟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第62页。[55] 该问题将在后文详细展开。
而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基础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即地的特殊性，同样难以兼容。如有学者指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特定问题作出的规范性决议或决定,属于我国法律的重要渊源，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一般性规范的决定、命令和指示属于我国行政法规的重要渊源。
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行权对象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单行法的变通规定的行权对象为该单行法本身，一般情况下两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第四，报批、备案程序不同。[30]第二，变通或停止执行的程序，实体上要求报经作出该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程序上要求以60日为限。摘要: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涉及《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含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授权条款的单行法，学界对该规范体系的逻辑解读颇显混乱。
不论是事项属性靠近原则还是便宜原则，主体的差异当然会对条款的选择适用施加能动影响。其一，直接作出判断而对相应论证却语焉不详，尤其是忽略了对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内涵探讨，缺乏说服力。
第一，第112-114条对该节标题的题眼自治机关内涵的规定。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属于行政管理行为，主要依据有四：一是民族立法权源于央地权限划分或法律授权，所谓的执行无此背景。
第四，形式上，第115条关于变通的具体实现路径仅笼统表述为贯彻执行，而第116条则至少将立法明确为这种贯彻执行的路径之一，且进一步将具体立法形式限定为自治法规。由此，基于《宪法》外部性解释结构得出的阶段性结论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20条属并列分工关系，前者具备《宪法》第115条（暗线）和第116条（明线）的双重根本法基础，而后者的的根本法基础则主要源于《宪法》第115条的单线支撑。
[51] 笔者认为前述判断值得商榷。纵观第六节的11个条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由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的、2012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8条规定：公文种类主要有：（一）决议。[36] 参见[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德国基本法：历史与内容》，赵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这也是官方文件将两者明确区分的根本原因，如国新办2005 年2月28日发布的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白皮书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384个，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 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三）发展结构 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制定问题的三个核心条款中，《立法法》第75条由于第二款的加入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可见，这里的自治区实际上为全国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统称，而非特指当今意义上作为省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五大自治区。倘是后者，则应以下级地方制定的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为准，因为根据《宪法》第4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而下级地方对本地方民族特点的把握无疑更为贴合实际。
笔者认为，前述三点解释均存在商榷空间。[美]戴维斯•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